二十一世纪初，我读硕士研究生时，赶上高校扩招。我们这届硕士研究生，招了二十多人，创下历史系建系最高峰。后来历史系与其他院系合并，成立梁大社会与历史发展学院，但历史学继续高歌猛进，也是梁大唯一入选国家重点学科的文科专业，享有盛誉。

这些成就，都与导师容焕余有着密切关系。

导师学历不高，不过专科毕业。他曾在中学教书多年，因学术优异，短暂被调入梁大，旋即被打成异己分子，下放甘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重回梁大，著书立说，大放异彩，几乎以一己之力，独撑起梁大中国史的学界地位。

二十多年了，依然难忘那一幕。“现代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必修课。秋天的下午，天高气爽，窗外的梧桐树摇曳，教室走进一位头发花白、腰杆笔直的先生。阳光从窗子爬进，金粉般在那人肩头散去，为之笼罩上一层神秘感。他又瘦又高，整个人有出鞘之剑的挺拔感。特别是他的眼，激情中有淡泊，理智之余又含戏谑，让人捉摸不透。后来我回想导师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总觉得真正的历史学家，就该如此。

导师从兰克、卡尔的现代史学讲起，讲到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再讲到布罗代尔、拉杜里等年鉴派史学家，以及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史学。他还从梁启超的“中国现代史观念”讲起，从胡适、傅斯年讲到顾颉刚、吴晗与翦伯赞。他带有安徽亳州的方言，我们听来吃力，但他嗓音洪亮，穿透力强，教室回荡着他慷慨激昂的声音。

我们听得入神，下课铃响了，也没人关注。大家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听着年过半百的导师，讲治学理念和亲身感受，生怕打断了他。

历史是什么？导师打住，目光炯炯地盯着所有同学。

答案五花八门，导师摸了摸下巴，说，历史是由血、火、人类的罪行和愚蠢组成的。

底下炸了窝。大家议论纷纷，几个学生跳出来，和导师辩论。有的说历史是进步的，有的说历史是循环的，导师淡淡地说，你们还年轻，有热情，但现实和理想有差距。后来我们晓得，那句话是历史学家吉本所说，导师言来，似有无数创痛体验。

导师说，以学术为业，是一条艰难之路，没有鲜花与掌声、美女与金钱，我们更多面对的是孤独寂寞，还有就是贫穷，“穷酸书生”，说的就是我们这些人！

大家哄堂大笑，晓菲插话说，您可不穷酸，您是著名专家。

导师没再辩解，在黑板写下一行漂亮的粉笔字，说，送给大家，诸君与我共勉。

我和谷墨是同桌。我们都非常激动。谷墨敲着桌子，瘦长的手指，紧张得发抖，我问他怎么了，他喃喃地说，学者当如是！有此师为榜样，此生足矣！

导师和蔼，如果不是课堂，也肯讲笑话。晓菲缠着导师，说讨教学问，最后却是让导师给她打高分，每次都是谷墨和程济出风头！她噘着嘴，扮着楚楚可怜，让导师无可奈何。我们不努力，他也发火，可女同学们有武器，就是泪水。只要被导师批评，晓菲就开始抽泣，最后变成梨花带雨的模样。导师便悻悻打住，说，这样不行的，女孩也要用功！

导师喜欢带我们爬山。小山在学校后面，不高，也不秀美，山上树木繁盛，山顶有小广场，是广场舞爱好者的圣地。登山活动，常安排在周六下午，那往往也是学术交流会。导师让我们每月上交读书笔记，也出题目让我们辩论。小广场就是辩论现场。有时导师也变得沉默而严肃。一次，他指着广场旁一个小凉亭，说，我被梁大的学生批斗，就站在这个地方。

凉亭很普通，在山的高处，有青石板，踩的人多了，光滑平整，看不出什么坑洼。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稀记得，导师说那句话时的样子。他的眼神有些荫翳，山上的树木，将层层影子投下来，遮住了台阶，也遮住了他的眼。他当时看到了历史，却不能预见未来我们各自的前程。我硕士毕业后，分配到省史志办。史志办崔主任，对我百般打压刁难。我不拍马屁，也不送礼，还给他提了不少意见。他把我看作眼中钉。二〇〇八年，我辞职到上海，报纸、出版、电视台都混过，一事无成。

二〇一一年，我重拾当年的写作爱好，网名是“磨牙的树懒丹”。我写穿越历史网络小说，业绩一度不错。网络作家压力大，每天更新万把字，我很懒散，总断更，粉丝封我为“东厂丹公公”，有的甚至开骂。我气不忿，又做了自媒体，在视频网站讲中国史。我的口才还行，文案自己写，也直接讲自己的书。七混八混，也搞到点钱，在上海买了个小房。就是整天瞎忙，婚姻耽误了，晃来晃去，也到了四十大几岁。

我不在乎，痛快就好，只是无颜面对导师和同学。

也无所谓，我只和谷墨要好，这些年了，我们一直没断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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