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植
“这或许是最后的好日子。”8月底，看着多家上市助贷平台相继发布利润增长的中期财报，胡勇向记者感慨说。
胡勇是一家助贷平台的运营主管，该平台主要从事24%—36%利率区间的助贷业务（下称“高息助贷业务”）。
今年4月初，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下称《助贷新规》），将于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
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兼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表示，《助贷新规》明确将隐性收费纳入综合成本计算，加之银行主动收缩高息助贷资产规模，高息助贷业务的生存基础已被实质性切断。他预计，未来6—12个月内，高息助贷平台或将退出市场。
近期，胡勇观察到，越来越多的银行在撤出高息助贷业务资金合作，而为了留住银行资金，部分平台不断抬高资金合作报价，令高息助贷业务资金合作的成本达到10%以上。“目前，高息助贷平台都在讨论业务转型的可行性，比如转做利率在24%以内的助贷业务。”一家助贷平台的运营总监赵子风告诉记者。这意味着助贷平台的客群定位、获客渠道、风控模型、业务逻辑都将重构，助贷行业的洗牌时代随之来临。
而头部助贷平台受到的影响较小，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大都聚焦在利率在24%以内的助贷业务，二是采取了收紧风险管理策略予以应对。
上涨的资金成本
“去年，多家银行主动上门寻求高息助贷业务的资金合作，但在《助贷新规》在今年4月初面世后，银行的态度迅速出现大转变，越来越多的银行以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准入门槛提高为由，撤走相关合作资金。”胡勇表示。
一家城商行的互联网金融部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过去3个月，他们陆续关闭了所有的高息助贷业务资金合作，因为银行担心面临违规操作风险与监管风险。
一家农商行的零售信贷部主管坦言，今年初，他们计划追加高息助贷业务的资金合作额，但在4月《助贷新规》出台后，他们决定退出高息助贷业务资金合作，采取的措施包括：资金合作业务到期后不再延续，或以高息助贷机构难以纳入银行合作公示名单为由“中途撤资”。“当前，助贷行业的规模约在3万亿元—4万亿元，若按高息助贷业务占比25%计算的话，相当于万亿助贷规模将遭遇冲击。”胡勇说。
为了留住银行资金，高息助贷平台大幅提高资金合作的报价。
记者多方了解到，24%—36%利率区间的助贷业务的资金合作报价普遍达到10%—12%，部分合作资金量流失严重的高息助贷平台甚至喊出14%的资金合作报价。
胡勇向记者透露，现在仍能提供高息助贷业务合作资金的，主要是部分区域性的少量中小银行。后者在当地缺乏足够优质的信贷资产，才将资金用于助贷合作以解决信贷资产荒问题。此外，随着助贷合作资金报价大涨，这些银行认为这是一个提高净息差的机会。
近期出现的一个新动向是，民营银行开始撤出资金合作。原因是部分民营银行在引入国有控股股东后，后者基于合规操作要求，要求民营银行管理团队迅速退出高息助贷业务资金合作。
赵子风直言，别看上半年多家上市助贷平台利润持续增长，7月起，在银行合作资金持续流失与资金成本大涨的影响下，作为助贷行业的重要利润来源，高息助贷业务的盈利能力正持续下降。
赵子风还算了一笔账，资金成本上涨至10%—14%、获客成本对应的利率空间在8%—10%、运营及逾期坏账成本对应的利率空间为12%，减去上述成本，当前利率为36%的助贷业务的利润空间不到6个百分点。若逾期坏账率、资金成本与获客成本进一步上升，高息助贷业务的盈利空间将难以盈利。
谁先“出局”
薛洪言表示，《助贷新规》正式实施后，助贷行业的洗牌进程将明显加速。中小助贷机构将面临“资质清理、资金合作门槛提升、技术能力不足”三重压力，尾部平台在这轮市场洗牌过程中被迫离场。
胡勇已感受到行业洗牌的征兆——部分中小高息助贷平台因业务量大幅萎缩而开始减员。
究其原因，除了《助贷新规》导致高息助贷业务合作资金流失与业务量缩水，平台贷后管理风控能力薄弱是另一个“导火索”。
当前众多高息助贷业务平台的催收成功率普遍降至80%以内，低于以往行业平均水准（83%—85%），直接拖累不少助贷平台的贷款坏账率上涨3—4个百分点，令业务几乎不再赚钱。“一旦坏账率持续上升，高息助贷业务的盈利空间与可持续性将不复存在，助贷平台将加速退场。”胡勇表示。
为了避免成为“首批出局者”，众多高息助贷平台开始每月更换一批委外催收合作机构，力争引入不同的催收策略，将催收成功率恢复到以往平均水准。
受此影响，第三方催收公司的生意热络了起来。
一家第三方催收公司的业务主管向记者透露，近期他们明显感到自己的行业地位“提高了不少”。除了从助贷机构获得更高的催收款分成比例，多家原先“看不上他们”的大型助贷机构也主动上门寻求催收合作，甚至派专人在高铁机场迎候接待他们。
多家第三方催收公司的业务合作总监最近忙于出差洽谈业务，工资加上业务提成的月收入能达到4万元—5万元。
但是，此举“治标不治本”。
赵子风告诉记者，随着高息助贷业务坏账率上升，当前行业担心“债务传导效应”开始发酵，紧急自查客群信贷资产质量的最新变化。一旦发现大量借款人难以借新还旧导致平台坏账风险激增，相关助贷平台或因经营不善而最先出局。
头部平台受益
“《助贷新规》的出台，让越来越多的高息助贷平台意识到24%—36%利率区间的助贷业务难以维系，业务转型迫在眉睫。”胡勇坦言。
众多高息助贷平台都将转型方向，瞄准利率在24%以内的助贷业务。
但是，要完成这项业务转型，难度不小。
胡勇告诉记者，业务部门进行过测算，向利率在24%以内的助贷业务转型后，若平台仍要实现与高息助贷业务相当的盈利目标，需将利率在24%以内的助贷业务规模在当前业务规模基础上扩大3倍。
“当前利率在24%以内的助贷业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下，扩大业务规模几乎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胡勇说。
赵子风告诉记者，高息助贷业务的客群风险特征、客群获取方式、风控模型、业务逻辑等，与利率在24%以内的助贷业务截然不同。若高息助贷平台决定向后者转型，几乎要重建客户运营体系、获客渠道、风控模型、业务系统与业务逻辑。
薛洪言认为，面对高息助贷业务渐行渐难，助贷机构需从三个方面主动破局：一是将助贷业务的综合费率压降至24%以内，并加快牌照布局与夯实合规经营基础；二是聚焦垂直场景或特定客群深耕细作，摆脱对高息差助贷业务的依赖；三是着重强化风控模型搭建能力与运营效率提升，或向轻资本服务模式转型——为银行提供获客导流、反欺诈技术输出等技术服务，适应资金方合作模式的新转变。
记者多方了解到，近期，银行提高了利率在24%以内的助贷业务的资金合作门槛。部分银行向助贷平台提出，在分润模式下，若助贷平台仍想获得利率为6%的合作资金，需将担保金比例从原先的8%—10%，抬高至15%—20%。
上述城商行互联网金融部负责人透露，此举一方面能给银行带来更多低息存款，减轻负债端的资金获取成本，另一方面还能减轻银行分担助贷业务坏账风险的压力。“对于助贷平台而言，这意味着重资产模式业务占比上升与资本回报率下降，且助贷平台需承担更多的坏账核销任务，导致助贷业务的实际利润进一步缩水。”胡勇表示。
6月起，胡勇所在的助贷平台着手加大轻资产模式运营力度，比如积极与银行开展联合运营。所谓联合运营，指的是随着零售贷款业务规模与客户数量持续增长，部分银行发现自身缺乏专业团队做好用户全生命周期服务，便将贷后管理、客户运营等业务“外包”给助贷机构。“不过，联合运营的利润率不高，恐难以成为高息助贷平台业务转型的首选路径。”胡勇说。
面对《助贷新规》的影响，助贷行业头部平台显得相当“淡定”。
薛洪言表示，行业头部效应将进一步凸显，头部助贷平台凭借合规资质与技术优势，更容易进入银行合作“白名单”，获取稳定的资金支持。
一家上市助贷平台的财务总监表示，助贷行业已受到《助贷新规》的影响。短期内，除了助贷合作资金供应收紧导致资金成本上升外，一些风险指标也出现了波动，例如催收成功率有所下降。
因此，他所在的助贷平台正收紧风险管理策略：针对新借款人客户，抬高助贷风险审批标准以应对新风险趋势；针对存量借款人，助贷平台一方面增强还款的提前提醒以降低首日逾期率，另一方面对易受行业利率波动影响的客户采取针对性措施，比如降低与暂停其信用额度等。通过这些举措，目前助贷平台整体业务发展相对平稳。
一位行业头部助贷平台运营负责人坦言，他们一直聚焦在利率在24%以内的助贷业务，受《助贷新规》的影响相对较小。近期，他还发现不少银行将从高息助贷业务撤出的合作资金转向利率在24%以内的助贷业务，令该平台的资金合作量与助贷业务量反而双双扩大。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分析师王蓬博认为，随着《助贷新规》驱动助贷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驱动，助贷行业头部平台还能通过科技输出能力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在助贷行业洗牌过程进一步增强市场地位。未来，随着优胜劣汰步伐加快，助贷行业集中度将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