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7日，浙江杭州，市民在2025杭州奇妙夜活动主会场观看宇树科技的人型机器人表演

“如果技术的力量来自知识，即关于技术和科学的信息，为什么技术体一定会集中在某个地区而不是平均分散在很多地方？”

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著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提出了上述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尽管大多数国家应用的是同样的科学，同样的学术期刊，同样的知识、事实、真理、信念和信息，但真正推动前沿技术发展的并非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一套根植于地方性微观文化中的认知体系。阿瑟指出，这套认知体系在其创生的地方，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共享的，且无需明言的”。在支持这些元素的组件、实践和理解的基础上，创新集群才得以有机地构建。

阿瑟的理论在周国辉的新书《有为与有效：解码“杭州六小龙”背后的科创生态》中得到映照。

周国辉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毕业生。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一直在浙江工作，曾先后在县市和省级机关任职，历任台州市、舟山市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2013至2018年，周国辉任浙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亲历了互联网创新创业的热潮。进入2015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加速，全球化进程出现反弹，他又兼任省知识产权局局长，直接参与全省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的领导工作。2018年，他当选浙江省第十二届政协副主席。现任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

2025年上半年，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再次成为众多科技热点的策源地——从深度求索（DeepSeek）的开源AI模型在多个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越OpenAI o1，到《黑神话：悟空》开发公司游科互动在全球年度游戏大奖（TGA）中斩获两大奖项，再到宇树科技在四足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多项技术突破、演示视频被埃隆·马斯克转发……这些出圈的科技公司，“大脑”均设立于此。如果说这一现象源自某种共同的生态，那么始终深度参与这波科技创新实践的周国辉，可能是阐述创新突围背景下的“浙江解法”的最佳人选之一。

近期，《南方人物周刊》在杭州专访了周国辉。我们的对话并未局限于提出一种可复制或迁移的方法论，而是希望通过周国辉的视角看到创新叙事的另一个切面，探讨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何理性看待替代与融入、竞争与共赢、技术与制度的双重角力如何交织，一个地区如何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和发展其个性化“算法”，以及这一探索过程中的颠簸与复杂。

2024年3月，周国辉在浙江衢州开化县考察浙江海纳半导体公司和浙江矽盛电子公司

当时任正非谈到，企业家都是铺路者，在前行的路上即便牺牲，也是伟大的，社会不应嘲笑他们。在他看来，风险控制始终是华为高度重视的工作。2016年，华为销售收入达5200亿元，税收近900亿元，业务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因如此，华为建立起了覆盖全球的风险管理体系：将金融风险控制中心设在伦敦，项目风险控制放在日本，集团层面则设有专门负责宏观风险的高层团队。在谈及研发投入时，任正非曾提出，基础研究是“把钱变成知识”，而产品研发是“把知识变成钱”。他认为，只有持续投入，才能保障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013年，我也访问过华为和中兴，当时中兴与华为的发展势头不相上下。然而几年后，情况出现了转折。（）供应链一旦被“卡脖子”，不仅会影响设备生产，对运营商的网络建设也会造成影响，整个体系都难以维系。拥有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虽然现在中兴恢复得不错，但相较于华为，其整体规模和市场韧性仍有很大差距，且对国内市场的依赖度较高。中兴是国有控股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管理效率、组织文化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些方面的差异，最终会影响企业的战略格局与发展前景。

“卡脖子”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也要理性看待，不能无限泛化。如果所有问题都打着“国产替代”的旗号来解决，反而容易造成资源错配和浪费。在守住国家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尽可能扩大开放，增强与全球科技、产业的深度融合，“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赢得战略主动”。

今时不同往日，大有大的难处，我们要考虑发展成果、发展进程，并不是“脱钩就脱钩”这么简单，不能意气用事，历史教训已经很深刻了。

2025年4月，周国辉在《有为与有效——解码“杭州六小龙”背后的科创生态》新书首发式

过去，中国企业在与国际厂商的合作与竞争中，尤其是在智能手机等高技术领域，曾因知识产权问题面临诸多挑战。近年来，随着技术实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参与进了全球主流的专利池，在与海外企业的专利纠纷中，逐步探索出“专利交叉许可”机制作为和解路径。

2014年，我参与过与美国知识产权代理人的交流活动。活动中，我曾向多位海外知识产权律师提出过同一个问题：在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中，你们会不会给中国企业“先入为主”地贴上“剽窃专利”的标签？

他们的共识是，不会简单下结论，而是会着重看两件事：第一，企业是否有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第二，是否有过纠纷记录，并通过合法渠道妥善解决。如果企业自身专利扎实，即便有纠纷，处理得当且胜诉，也会留下良好记录。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布局和合规战略。知识产权不仅是保护自己的工具，更是建立国际信任的基础。否则，即使没有侵权行为，也可能因为缺乏布局、记录不佳而“吃亏”。要有作为就要加强合规风险管理。

在深入调研该事件后，我发现该企业并无蓄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商业机密的意图，主要是因为合规意识和风控能力不足，最终引发了法律纠纷。考虑到这个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我专门撰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呈报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建议给予企业必要的司法援助，同时推动省内资源整合，比如促成他们与宁波材料所合作，搭建产学研桥梁，帮助企业依托国内技术力量继续推进研发工作。几年后我回访企业，了解到他们已成功开发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发展势头良好。

杭州六小龙

2015年，为解决大部分尚不具备研发实力的企业研发投入压力大的问题，浙江省科技厅开始推行科技创新券——由政府提供小额财政支持，帮助中小企业购买科研机构、高校等的技术服务。该制度最早起源于北欧，十年前开始被国内引进。长兴是我们在浙江的试点之一。

为什么选择长兴？长兴曾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长期依赖煤矿和水泥产业，环境压力大。随着产业转型，当地积极发展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聚集了大量小型科技企业。由于地理毗邻上海和江苏，这些企业常常需要到外地实验室进行检测服务，而浙江本地虽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但利用率较低。通过在长兴试点创新券政策，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技术服务成本，也能推动浙江省内科研资源的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

另一个例子是新昌。过去在基层调研时，我们很少直接推广杭州、余杭、滨江等资源丰富地区的经验，因为欠发达地区与这些地方的优势资源和发展基础差距较大，一下子复制难度很大。真正要验证“欠发达地区靠科技创新突围”的发展路径，就必须选择一个起点相对较低、资源禀赋有限，但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突破的典型县市，做分类指导。

当时我们要选一个地方举办现场会。很多地方积极报名，其中就包括新昌。新昌隶属绍兴，地处台州、宁波、金华与绍兴四市交界处，森林覆盖率约71.7%，是典型的“八山半水半分田”。然而，当地的领导班子科技意识很强，提出了“资源不足，科技来补”的理念，非常坚定地要推动科技创新。

时任新昌县委书记也来报名，我开门见山就问：“你争取这个项目主要目的在什么？”他回答：“一是希望借会议系统总结经验，二是借机激发辖区内企业、干部、群众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自觉性和信心。”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实在，又问：“想不想多争取些政策？”他说“不是主要目的”。对我们来说，如果地方申请试点就是奔着“要政策”去的，那方向就偏了。因为现实中大多数地方并没有那么多政策，一个政策堆出来的试点是没有推广价值的。

新昌最终不负所望，当地已经涌现出十几家在全国乃至全球细分领域内的单项冠军企业，成为浙江甚至全国县域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

其他先不谈，你能不能先从县委书记、县长这一层开始，形成真正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尊重创造的鲜明导向？你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改革决心？你的营商环境、服务环境是不是让人愿意留下来、干起来？这些都是“软件”层面的东西，并不需要很大的财政投入，却对创新氛围的形成至关重要。

此外，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并非要一步登天。在已有资源要素的基础上，应该尽量向科技创新、教育、人才等关键领域倾斜，压缩其他一般性开支。地方也要善于发现自身的产业特长和资源优势。不要以为农业就没有创新的空间，这些传统行业中也有机会挖掘出“闪光点”。越是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的地方，越是路子少，越要靠科技创新，越要研究趋势，越要花精力搞清楚本地的“县情”，从本地的资源禀赋出发，把自身优势总结出来、发展出来。只有这样，人才才能留得住，才可能形成“近者悦，远者来”的良性生态。

至于“财力不足”，有些欠发达地区并非没有条件做科技创新。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部分中西部城市，中央财政给予的转移支付数额是比较庞大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钱花在哪儿、怎么花。有的地方把大量资源花在形象工程上，却没有真正投到科技、教育、产业上。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的。所以，不是条件不具备，而是资源配置出了问题。

2025年4月9日，浙江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内，市民参观《黑神话：悟空》主题艺术展

招商引资是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举措，但产业引进也要有的放矢，结合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逻辑，进行有针对性的延伸、拓展与提升，而不是盲目引进，否则不仅事倍功半，代价也很大。以低空经济为例，作为当前政策高度支持的新兴赛道，确实吸引了很多地方争相布局。但这类产业对人才储备、技术能力、空域资源、管理机制等要素的要求极高，并非所有地区都具备落地条件。如果仅凭“概念风口”就仓促引进项目，不仅难以形成产业链闭环，还可能带来“重投入、轻产出”的风险。一些企业可能只是“冲着政策来”，一旦扶持力度减弱，便迅速撤离，反而会给地方留下巨大的沉没成本和产业空壳。

发展的动力源有二：一是企业这类市场主体，它们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核心力量；二是政府，在制度建设、政策引导和环境营造中是否有所作为。只要有信心，办法肯定比困难多。

不过，就像我这本书的书名“有为有效”，政府要有为，但也要守住边界，手不能伸得太长。政府要创造生态，激发群众的聪明才智，为他们提供支持和保护，而不是遏制市场和大众的创造力。

我在某地任市长期间，当地有一家从事海洋工程的企业，原本运营良好，订单也稳定。该企业产值约占当地经济的十分之一，相关配套员工超过四万人。然而，由于其母公司出现债务危机，频繁抽贷，导致其资金链断裂，员工工资和工程款双双拖欠。

我是市长，我必须拿出决断该如何处理。理论上讲，企业经营出了问题，政府无需担责，如果放任企业死掉，我没有责任，但会给当地的经济、就业和营商环境带来沉重打击，地方政府必然要出面、出钱“收拾残局”；如果介入，我作为决策者就要承担风险。

最后，我还是决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也采取了控制风险的办法。后来这家企业总体运行还算不错，虽然经历了重组，但已经趋于稳定。在离任审计中，我应审计要求作了详细的说明，得到了审计部门的认可。实事求是地说，我还是有些后怕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相关政策，支持和保护敢于担当的干部。

杭州既是这一波发展的得益者，也是“土地财政”转型的先行者。从全国的趋势来看，“土地财政”的式微是必然现象，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是必然的选择。谁自觉，谁就抢得先机，取得主动。

据我观察，这些年在土地出让收入下行和土地财政退潮的情况下，杭州通过“精准供地维持市场平衡+数据要素与未来产业培育新税源+数智财政提升资金效能”三重路径，为地方财政转型提供了范本。其本质是将财政可持续性锚定在“人的集聚”与“产业增值”之上。

财政的根基已从“土地资本化”逐渐转向“创新资本化”。未来，随着房产税、数据资产交易等制度的突破，我希望杭州能成为全国首个摆脱土地依赖的万亿级城市。

2025年5月5日，浙江杭州文三未来科技体验中心，小朋友们在参观时与强脑科技的智能仿生手进行猜拳互动

也有部分城市会盲目追求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的引进，而忽视技术工人、服务业从业者以及青年劳动力等多层次人口结构的建设。这不仅可能导致人才结构与本地产业需求脱节，还可能因高端人才集中涌入，推高当地的生活成本，进一步挤压基础服务业群体的生存空间。我历来反对所谓“低端人口”与“高端人口”的划分方法。城市关爱人才，首先要善待所有人。

还有的城市重“引进”而轻“留存”，即只关注如何吸引新人口，未同步改善本地居民的民生问题（如教育、医疗、交通拥堵等），或未能建立有效的机制促进新老居民的融合。这种做法容易引发本地居民不满，产生社会矛盾。

此外，城市也要警惕在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盲目引进人口。若忽视产业与人口的匹配度，就可能导致就业岗位不足，或者引进的人才类型与本地主导产业或发展规划不匹配，导致人才来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最后，我们不同城市在人才引进上也应避免同质化。过度依赖补贴和放宽落户等政策是许多城市的惯常做法，但正如我们说过的，这种方式难以长期保持吸引力。相比之下，结合城市自身在自然环境、文化特色和产业优势等方面的独特禀赋，打造具有差异化的吸引力，才能更好地吸引并留住那些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