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钢

当前，全球音乐创作正面临一个重要节点——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如何保持旺盛的创新活力，让创作更好地适应时代？

纵观中国音乐发展史，从《诗经》的雅乐到汉唐的宫廷音乐，从宋元词曲到明清戏曲，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音乐风格。上世纪80年代伊始，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作曲家率先以“新潮”音乐的形式为我国的音乐事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地平线》《离骚》《川崖悬葬》等一系列交响乐作品，引领了中国音乐的创新。可以说，当代中国音乐创作不断与民族音乐传统相结合，技术水平不断提升，风格体裁日益多元，在主题上，既关注历史，也瞩目未来，从各方面看，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也要看到，中国的音乐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割裂问题。一方面，有部分作品停留在对传统音乐形式的简单模仿；另一方面，大量流行音乐完全套用西方音乐模式，缺乏文化主体性。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导致中国音乐在国际舞台上尚未完全形成独特的辨识度。据中国音乐家协会2022年数据显示，国内原创音乐中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作品占比不足15%，且多数停留在符号化运用层面。辉煌的音乐传统与当代的音乐成就并未完全匹配。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不乏成功的音乐革新范例。盛唐时期，在吸收西域音乐元素基础上形成的“燕乐”，不仅丰富了音乐表现力，更催生了“词”。宋代则因市民文化兴起，发展出更为通俗化的“宋词”音乐。这些历史经验表明，正因为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特性，中国音乐才生机勃勃。当今音乐创作应当继承这一传统，所以，我们呼唤中国音乐的“新风格”，构建具有当代中国文化特质的音乐表达体系，推动当代中国音乐创作迈向更高水平。

如何构建这种风格？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音乐作品的评判标准，这个标准应当符合中国社会和广大听众对音乐的期待——新的音乐创作要充分融合中国传统与当代音乐元素，展现富有时代感且充满自信的中国音乐风格。创作者要充分认识到，音乐创作的目标不仅限于贴合某个特定时代或风格，而要立志创作出能够跨越时间、产生深远影响和价值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音乐家对本民族音乐文化当代表达的孜孜以求，既推动中国音乐“走出去”，也是解决“我是谁”的创作本源问题。

中国音乐的“新风格”不仅关乎艺术发展，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国风格能够流传到今天，在于它的旋律性，在于对民族文化的深刻体察。而“新风格”除了在“古典”和“现代”之间找到交汇点，还需要用音乐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思考和阐释。为此，中国音乐家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

(作者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 人民日报 》( 2025年04月24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