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起向未来：多国汉学家共话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学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跨文化的桥梁，是将不同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在我多年的翻译工作中，我努力保持原作思想的精髓，同时尽力让它们能够触及到西方读者的心灵。除了古代经典，我也翻译了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国》，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阿城的《三个王》，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等。这些作品通过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描写，展现了社会的变革与人民的生活，也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独特风貌。翻译它们，不仅仅是文字的传递，更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诠释。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罗马尼亚民众非常喜欢这些中国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作品在罗马尼亚的成功译介，除了我个人的努力，其他罗马尼亚汉学家和翻译家们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罗马尼亚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特别是汉学的研究在这里有着深厚的积淀。从20世纪初开始，罗马尼亚的学者便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经典文学的研究与翻译，这一时期的汉学家们致力于传播儒家思想、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中国古代文化进入了罗马尼亚学术圈和广大读者的视野。近年来，更多的罗马尼亚翻译家加入到中国文学的翻译事业中，不仅翻译经典作品，也积极探索中国当代文学更广阔的风貌。越来越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罗马尼亚出版，并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通过这些翻译和研究，罗马尼亚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们不仅为罗马尼亚及东欧地区的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化视野，也为两国的文化交流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展望未来，翻译的任务将越来越艰巨，但也充满机遇。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崛起，将为翻译工作带来新的工具和方法。然而，我们依然相信，翻译的核心在于人类对文化、历史和情感的深刻理解，而这正是机器翻译无法替代的。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跨文化的沟通与理解。

“译”起向未来，我们将继续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力量，推动更多的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今天的研讨会不仅是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更是一次文化对话的盛会。我期待与在座的各位翻译家、学者们共同探讨翻译的未来，让我们的工作为世界带来更多的理解与和谐。

我本人是一名翻译工作者，从事翻译工作已有20年之久。

翻译是合作的基础，也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没有翻译，就没有思想的交流、没有贸易、没有外交，也没有世界文学。没有翻译，孔子、鲁迅、塞万提斯和洛尔迦可能永远无法超越他们所处的时空，也不会有“全球性”的作品出现。翻译对许多体现人类本质的活动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它的重要性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没有翻译的世界。我们需要通过翻译去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我们。“翻译不仅是沟通和理解的桥梁，也是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关键手段。”翻译让我们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和价值观，展现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共同的人性之外，不同文化和社会有着各自独特的叙事方式。这正是翻译最宝贵的启示之一：从差异中找到沟通。

中国和西班牙最早的交流也离不开翻译。明代，翻译与思想的联系紧密，第一批欧洲传教士踏上中国土地。其中一位是庞迪我（1561-1618），这位西班牙传教士与利玛窦一同来到南京。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推动了两个国度真正的理解与交流，带来了文化、艺术、科学和技术上的共同进步。在这一切之中，翻译发挥了关键作用。谈及先驱者，我们不能不提另外一位西班牙人——高母羡（1547–1593），他将中国作品《明心宝鉴》译成了西班牙语，这本书是第一部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典籍。

很遗憾的是，从16世纪西班牙汉学的起点到20世纪中叶，中文向西班牙语的翻译数量极为稀少。如今，中西语言之间的沉默岁月已经过去。据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中，从中文原著翻译成西班牙语的文学作品数量显著增加。虽然中文图书在西班牙的出版市场中仍占较小份额，但中国文学在西班牙的翻译前景依然乐观。现今，翻译作品数量持续增长，题材日趋多样。能够承担中西文化桥梁任务的翻译人才也越来越多。

在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复杂的当下，唯有承认差异、加强沟通，才能找到通往未来的道路。而这种沟通与理解，正是翻译的核心所在。翻译意味着跨越语言、书写系统、文化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差异，去寻找共同点。翻译值得更多的关注、推广与系统培训。更重要的是，翻译不仅是一项工作，它还是一种理念，一种追求真正理解与对话的方式。

15年来，我带领希克迈特文化集团，致力于把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中国故事系统性地翻译并传播到阿拉伯世界。我们翻译了刘震云、徐则臣、毕飞宇、余华、苏童、迟子建、王小波、黑鹤等诸多中国作家的小说与散文，也翻译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习近平用典》《中国历史十五讲》《孙子兵法》《美猴王系列》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一部分译作已经进入了埃及、阿联酋、沙特、摩洛哥、黎巴嫩、阿尔及利亚、约旦、突尼斯 等10多个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出版市场和高校课程体系。在阿布扎比国际书展、开罗国际书展、卡萨布兰卡等国际书展，中国文学的展台越来越大、读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深。这正是翻译的力量——在沉默中发生，在心灵中扩展。

在当今全球出版竞争激烈、注意力高度碎片化的时代，不能再依赖简单的宣传和包装来“推”作品。真正能跨文化传播的文学，必须具备三种品质：情感的普遍性、文化的独特性、语言的表现力。我们要有文化判断力去筛选出这样的作品，也要有责任感去让它们走得更远。

我常说：“没有高质量的翻译，就没有真正的国际传播。”一部再好的原作，如果译者不了解文化背景、无法把握语境、缺乏文学感知，那么翻译出来的，只是“文字”，不是“文学”。在我们的团队中，每一个项目都需要经历“译者—审校—语言润色—编辑—再审”的五个流程，每一部作品的翻译周期至少6到12个月。这种严格并非浪费时间，而是对文学本身的尊重。

AI已经开始改变翻译行业的生态。机器可以模仿语言结构，却无法复制情感温度。它可以输出语义准确的句子，却无法理解“沉默”背后的意味。我不担心AI会取代翻译家，但我担心翻译家在依赖技术中失去语言的敏感性。未来的优秀译者，必须学会借助AI提升效率，但不能丢失人文精神与文化判断。技术可以成为翅膀，但方向始终掌握在人类的思想中。

这些年来，我们在阿拉伯世界发现，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品，并不是那些商业性最强的题材，而是那些带着“中国精神”与“人类共鸣”的文字。比如莫言笔下的荒诞与残酷，余华作品中的温柔与痛苦，刘震云小说中的幽默与哲思，都深深打动了我们的读者。他们通过这些作品，看见了一个复杂的、真实的、非刻板印象中的中国。我想说，翻译不是一种“附属”的工作，它是文化战略的核心，是文明互鉴的入口，是未来世界能否和平对话的前提。

我个人与中国的交往已经长达34年。1992年暑假，我从外祖母的书架上拿起了一本厚厚的书，那本书是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帝王女人——中国最后一位皇后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暑假，我看完了她的所有被译成塞文的有关中国的小说。我仍然记得，在1992年烈日炎炎的夏天，我在自己屋子里读她的《大地三部曲》的感觉。赛珍珠的小说使我进入了一个虽然陌生，但又感觉非常亲密的神秘世界。我完全被迷住了。在那个夏天，我爱上了中国。我特别感激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道路。可是，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除了赛珍珠之外，其实还有几位我得感激的人，那就是那些使我一个15岁的中学生能够用塞语读到这些作品的译者。他们的功劳未必次于作家本身。

两年后我考上贝尔格莱德大学开始学中文，读到了鲁迅、老舍等伟大作家作品的塞文译本。正是因为那些日夜辛劳的翻译家，我才有了机会在学习中文的初级阶段读到这些永垂不朽的伟大作品。若不是他们，我的生活也许会完全不一样。10多年后，当我成了一名翻译，才真正地理解了译者作为原作与读者桥梁的作用是多么重要的。

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是战略性伙伴，是“铁杆朋友”。中塞两个民族虽然离得远，但心心相印。中国作品的翻译在塞尔维亚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据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米拉教授2020年的研究表明，首部被译成塞文的文学作品是1923年出版的中国古典作品节选集，1923年至2020年间，塞尔维亚共翻译出版了108部不同文体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国作品最早的塞译文大部分是从俄文、英文、法文和德文转译的，也有个别的是直译的作品。从20世纪末起，中塞直译的作品逐渐增多，并成了21世纪的主流。由于几位汉学家和翻译家的努力，塞尔维亚读者有机会读到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包括莫言、余华、苏童、阿来、麦家等。据我今年的统计，仅在近5年间，直译的中国长篇小说有17部，塞尔维亚的读者读到了贾平凹、刘慈欣、毕飞宇、鲁敏等作家的作品。

作为大学老师，我与学习中文的年轻人天天打交道。有的学生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文学翻译家？我对他们的回答是：首先你们得热爱文学、热爱语言，也得有恒心，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耐心地寻找最恰当的目的语中的词语以便传达原作的意义和精神。因为大家都知道，翻译并非一一对应，词典所提供的词语往往只是一个参考范围，翻译家应该在这个语义范畴内不惜一切努力地寻找最恰当的语词。因此，耐心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是翻译家必有的特征。

我个人坚信，一个人在其作品中所表达的经验、思考和感情，会有另一个人能真正地理解。因此，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尽力把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我们的母语，使更多的外国读者能够通过我们的译作认识美丽中国的风土人情。说不定我们当中某些翻译家的译作，将会激发未来的一些青年，就像我30多年前通过文学爱上中国。我们要继续鼓励他们成为优秀的汉学家和翻译家。这样我们的另一个使命就实现了，为我们国家和中国之间架起新的坚固桥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认为，翻译与创作截然不同。文学创作本质上是指向未来的，让未来世界比现在更美好是文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因此作家们不得不思考和想象未来。即使作品内容不直接反映未来，但写作行为本身大多都是面向未来的。相比之下，翻译只需要忠实再现和拓展原作中蕴含的未来价值即可，因为翻译的本质是服务。2010年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我曾将作家与译者的关系比作“金陵十二钗”中的薛宝钗和袭人，这一观点至今未变。译者只要通过翻译重现和扩展原作，就足以积累未来的文化遗产。比如，若我能将200部华文作品译成韩语后再离世，这就是为韩国未来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文学遗产，也是为他们打开了通过文学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从去年开始，我在首尔可以永久免费乘坐地铁。这意味着什么？说明我已步入法定老年。出于焦虑，上周我特意询问了韩国规模最大、拥有译员最多的出版社编辑：“贵社最年长的译者多大年纪？”得到的回答是76岁。如果这是译者年龄的一般上限，那么我在韩国从事翻译工作的时间就只剩下10年了。即便如此，我想翻译、该翻译的书籍仍在不断增加。

昨晚阅读米兰·昆德拉的遗作集时枕书而眠。这位曾因众多译本错误而失望苦恼的作家留下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唯有忠实的翻译才是美丽的。造就真正译者的，是对忠实的热忱。”

我是一名汉学家、作家、翻译家和出版人，我出生并生活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布雷西亚。在中国云南省生活了8年，在云南师范大学任教并从事人类学研究。2007年，我开始创作社会人类学小说。2011年，我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2019年，我创立了花达西亚出版社，这是一家专门出版亚洲文学的多种语言的出版公司。我目前已经翻译了22本书，其中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诗歌集、散文集等多种体裁。我每天都在翻译，每次翻译都是一个新的文学挑战。  

我认为，我们无法预测文学和翻译的未来，但我们可以分析图书世界的现状并表达个人的看法。以作家、翻译家和出版人的身份，我分析了最近6年的意大利图书市场，并发现爱读书的人大都是50岁以上的女性，她们主要爱看小说。男性比较爱看哲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散文。年轻人要等到读大学时，才开始喜爱文学作品。当然，学习文科的年轻人对书籍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近6年来，意大利人对中短篇小说的喜爱日益增长。他们爱看100页左右、通俗易懂的小说。生活和工作压力太大，使得他们不想阅读难度更高的作品。至于语言，当代读者更喜欢流畅的写作风格，这样，他们在阅读时就不会遇到词汇方面的困难。他们想轻松地融入故事中，享受阅读。即使是最精妙、最有深度的长篇小说，也得满足读者们的要求，也就是说，得有流畅的语言和简洁的对话。至于人物，读者们希望通过文学作品能找到那些不完美的、生活不易的角色。读者希望在人物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

因此，我认为未来的文学应该更加注重作品主题和语言：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们想发现自我，想关注弱者群体的难处。文学的作用是什么？是唤醒人们的社会良知。一个角色有多么地普通、非凡或荒唐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他能够传递内心深处的良知以及至关重要的信息和人类价值观，例如尊严、救赎和勇气。

在一个过度技术化的社会里，人们不能变得冷漠无情，更不能失去人生价值观。我们作家和翻译家必须使用精彩的故事作为提高人们的意识和进行跨国文化对话的工具。文学体裁将不断地发展。我们欢迎科幻、生态、超自然的元素和更短、更易于理解的故事。我们要让任何人都能在任何地方、在短时间内读书。我们欢迎新的体裁和新的文学风格与形式，但不能忘记我们人类的本性、感情与道德。我们要不断地思考我们作为人类的深意。

作为一名翻译家，我希望未来的故事能够唤醒深刻的同情心、宽容和社会责任感。我们每个人可以塑造更美好的世界，而文学以奇妙的方式可以带来重要的变化。

无论是站在过去，或现在的角度看，哈中两国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哈中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邻国间关系发展的典范。随着哈中两国领导人的频繁来往，哈萨克斯坦人民对中国文学和汉语学习的兴趣也越来越高。 

早在苏联时期，哈国人民就通过俄语译本了解中国文学，读到了中国作家的作品。鲁迅、茅盾、老舍、艾青、郭沫若等中国作家的部分作品都从俄文翻译成哈萨克文。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国家领导和政府高度重视翻译出版工作。21世纪初，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亲自策划“文化遗产”工程，其中一个项目即翻译出版世界文学经典。编委会选择了世界上最著名的100名作家，其中之一是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先生。2008年，编委会把翻译鲁迅著作的任务交给了我。本人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将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全本以及《故事新编》《野草》的部分作品从汉语译成哈萨克语。 

2017年，根据民族出版社与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下属An-Arys出版社达成的协议，双方将互译出版对方国家10位著名作家的作品。我承担了翻译鲁迅作品、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和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的任务，并撰写了注释和序言。这些作品于2018年出版。

此外，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并发表了不少中国著名诗人和作家的诗歌、短篇小说。2023年，我把自己所有的翻译作品集成册子，出版了五卷本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除了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外，本人在研究中国文学、文化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工作，出版了专著《哈中诗歌中的启蒙思想》《阿乌埃佐夫和鲁迅》《哈中文学中的民族传统与革新》，高等院校教材《鲁迅学概论》，论文集《中国文化四十讲》《东方世界：神话与事实》，并与阿依努尔副教授合作编著高等院校教材《汉语言文学概论》和包含七万余个汉语词汇的《汉哈大辞典》。近年来，《边城》《骆驼祥子》《这边风景》等许多中国文学作品都在哈萨克斯坦翻译出版。此外，不少人把中国文学作品从俄文版和英文版翻译过来，发表在报刊和网站上。

编辑：宋   晗

排版：张子涵

二审：张俊平

三审：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