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年里，两部备受关注的获奖影片——《阿诺拉》和《可怜的东西》——不约而同地将女性性工作者推向银幕中心。
《阿诺拉》讲述一个移民女性试图以身体穿越阶级、抵达爱情彼岸的故事；而《可怜的东西》中的贝拉则在享受为他人提供性服务的同时，探索自我认知的边界。她们挑战了传统对于女性欲望和性工作的想象，但也引发了激烈争议。
阿诺拉对性羞耻的打破，是自由的宣言，还是对结构性困境的顺从？贝拉通过袒露身体进行的觉醒实践，是主体性的愉悦，还是客体化的复写？事实上，关于妓女的银幕书写往往陷入伦理与美学的两难，也揭示了性权利讨论中的深层撕裂：这些电影中的妓女呈现，究竟是再现了对女性的暴力与物化，还是在反抗性压抑与性遮蔽？作为观众的我们，又该如何注视她们？
回望电影史，“妓女”角色并不鲜见。从旧好莱坞时期嘉宝在《茶花女》中演绎的悲情名伶，到新现实主义大师费里尼《卡比利亚之夜》里顽强乐观的小妇人，再到世纪交替时《风月俏佳人》中性感迷人的现代灰姑娘，以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在男性目光中沉默行走的玛莲娜——妓女形象始终在审查制度、商业逻辑与作者性表达之间夺目地穿行。
然而，多数作品依然延续“圣女/荡妇”二元模式：她们要么因纯洁的心而被拯救，要么因堕落的身而遭惩罚。银幕上的猎奇、审判与泛滥的悲悯，造就了观众对妓女角色长期以来高度刻板的视觉记忆——即便出现复杂、纪实的表达尝试，它们也很难撼动主流叙事框架。
《阿诺拉》与《可怜的东西》显然试图挣脱这一窠臼，塑造更具主体性的“新女性”。但她们仍诞生于一个银幕内外性别关系尚未彻底重构的时代，搅动着我们对情色、自由与观看的认知，引发更多未解的问题。
电影该如何呈现女性性工作者？英国学者埃米娅·斯里尼瓦桑在《性权利：21世纪的女性主义》中提到，我们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将性分为自愿的（无问题的）和非自愿的（有问题的），而是将它从扭曲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也跟随着自由主义的追问与要求：如果我的欲望必须被规训，那么谁来规训？如果我的欲望拒绝被规训，那么我会经历什么？
因此，打捞银幕上的女性娼妓形象的多重面貌及其各自的时代反叛性，有助于我们进行一场整体性的理解实践：关于娼妓作为身份与职业，也关于她们被讲述的方式。
*最近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在进行“时光之镜——中外经典影片展”的放映，文末有相关影片的放映与读者赠票信息！
文 | 小吓
编辑 | Sharon
《神女》
（1934，吴永刚）
谈起留下鲜活妓女形象的中国电影，你可能会想起《霸王别姬》《金陵十三钗》这样的民族历史叙事，《海上花》《胭脂扣》这样的都市风情挽歌，或者《小武》《榴莲飘飘》这样的底层边缘纪实。
但1934年的《神女》无疑是一道划时代的起点。
它不仅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聚焦妓女主体的现实主义作品，更以无声影像打破了“堕落”与“拯救”的二元叙事，将女性身份、阶级压迫与母职情感交织在一出现代性的悲剧中。
影片中，阮玲玉饰演的上海底层单身母亲，为抚养孩子而被迫沦为暗娼。邻居冷眼议论她，她始终体面；学校要她的孩子退学，她据理力争；流氓欺瞒霸占她，她终于爆发拿起酒瓶砸向她。从隐忍到爆发再到毁灭，她用社会绝境处的无声呐喊，造就了一个具有时代越轨性的女性角色。
这部中国早期左翼电影的代表作，清晰呈现了性别与阶级如何共同构建出“妓女”的社会身份，凸显了传统与现代、压迫与反抗、社会耻辱与内在尊严的张力。至今看来依旧切中结构性暴力的要害，令人动容。
《姊姊妹妹站起来》
（1951，陈西禾）
中国电影中的妓女形象往往是一种现代性书写。从二十世纪初的都市摩登奇观，到左翼电影中的阶级受害者，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从良叙事，它始终与意识形态的需求深度纠缠。她曾是象征落后的旧时代符号，也在新生中成为社会主义的典型符号。
在这个脉络上，《姊姊妹妹站起来》无疑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
影片聚焦中国社会新旧更替之际，讲述一位农村少女在旧社会被拐骗入妓院、历经压迫与屈辱，直至新中国宣布关闭妓院后，与众多妓女一同接受改造的历程。
其中，妓女们被集中安置的段落构成了极为生动的群像描写：她们一边接受身体检查，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与实用技能，在彼此的讲述与倾听中回望过往，试图重新理解自己的命运——这是一场与社会的暂时隔离，也是一场艰难而深刻的身体与心理重建。
这部作品可与李少红导演的电影《红粉》以及学者贺萧的著作《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对照观看，三者都展开了历史语境中女性命运的流变。让我们在社会转型的剧烈震荡中，辨认边缘者的主体声音与复杂处境。
《祇园姊妹》
（1936，沟口健二）
在日本，尽管艺伎常被披上文化与美学的外衣，实则仍深植于与娼妓制度相似的性别权力结构之中，其存在依赖于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与象征性交换。沟口健二的代表作之一《祇园姊妹》便突破了艺伎题材的浪漫化与奇观化书写，以冷峻写实的镜头语言直面花街制度背后的隐秘剥削。
影片聚焦京都祇园花街的一对艺伎姐妹。当曾资助姐姐的男子破产后，姐姐选择坚守艺伎伦理，甘愿为男人分忧解难；而性格泼辣叛逆的妹妹则力图颠覆这一信条，主动介入交易规则，为姐姐寻找新的资助人。姐妹一顺从、一反叛，构成了女性在父权体制下不同求生策略的缩影。然而，她们最终都被男性弃如敝履，命运殊途同归，暴露出传统伦理中深埋的性别压迫与社会冷酷。
影片并未为女性寻找出口，而是呈现了她们受困的艰辛。沟口以极具节制的镜头调度，记录下沉默、迟疑与忍耐的瞬间，使“反抗”本身成为一种微妙而有限的姿态。这是他典型的悲观电影书写。
遗憾的是，这部原本时长95分钟的作品已有部分佚失，现存版本仅为69分钟，但依然不失其历史与审美价值。
《随心所欲》
（1962，让·吕克·戈达尔）
新浪潮改变了讲述妓女身份“道德”命题的陈词滥调，如戈达尔的《随心所欲》让妓女成为了思想的主体。尽管这样的做法在今天仍有值得反思之处，但它确实松动了传统电影对妓女身份的想象边界。
这部电影用十二个章节讲述了年轻女子娜娜的生活。她是一名渴望成为演员的女性，但因经济拮据、生活无依走上了卖淫的道路。影片采用看似凌乱无序的叙述结构，呈现她在日常中逐渐失落自我的过程，以及并不连贯的主体性。片中最著名的一场戏，是娜娜与哲学家在咖啡馆探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她挣扎着理解“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当命运辗转拥抱爱情时，她却不幸被皮条客枪杀。
戈达尔用大量的正脸特写与长镜头强调观众与影像之间的距离，让我们在观看娜娜时，既无法亲近、又难以逃避。这种凝视的张力，也抵达了对何为自由的哲学性追问。
《意大利式结婚》
（1964，维托里奥·德西卡）
在二战后的欧洲，妓女形象更频繁地出现在了银幕上。这既是时代矛盾与性别政治共振下的结果，也是当时电影走向现实批判与通俗娱乐融合的潜意识路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德西卡的转型期作品《意大利式结婚》也是其中之一，它以传奇性的非典型妓女书写，完成了现实题材的流行转译。
以今天的眼光看，索菲亚·罗兰饰演菲洛梅娜是个非常典型的“大女主”形象。
她原是战争期间出身贫寒的妓院女性，多年来以情妇身份被富商多梅欺瞒和支配，如今在生活的锉磨中觉醒，决意“要夺回属于她的一切”。电影从一场喜剧性的诈病开始，让观众在时空的切换中阅读她飘浮的人生，并在现在时态进入她骗取婚约、争取合法身份和保护“私生子”的“反杀”过程。
作为一部注重情节张力的电影，导演在前期安排了救风尘式的老套浪漫戏码，并在后段花了更多笔墨表现女主角与父权制斡旋的计谋与行动。虽极大地省略了她任劳任怨的过往日常，但塑造了一个泼辣坚韧、深谙生存逻辑、同时又不愿放弃情感尊严的女性形象。
《柳巷芳草》
（1971，艾伦·J·帕库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推动了电影性别表达的变革。
旧好莱坞的情节剧和爱情片逐渐无法回应时代观众对女性经验的关注，类型片中对女性的刻板描绘也开始受到系统性批评。在性别意识觉醒与类型革新的双重驱动下，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尝试塑造更复杂、更具主体性的女性形象。简·方达在《柳巷芳草》中饰演的应召女郎布里，正是这一语境中的产物。
尽管表面上这是一部惊悚悬疑片，女主角作为破案关键线索推动情节发展，但影片真正的核心，是对布里心理状态的细腻描绘与性工作者身份的复杂呈现。
她在一次失败的模特试镜后坦白，自己不愿放弃性工作：“因为那时我能控制一切。在那一小时里，我是最好的演员，也是最好的爱人。”这句台词不仅揭示了布里对职业的冷静认知，也道出她如何借助“扮演”来维持内在秩序。这份职业于她而言，不只是生计方式，更是一种抵御失控感的生存策略。
在这个角色身上，简·方达演绎出一种介于自我主张与社会困境之间的状态，敏感、自觉、聪明，却也矛盾、脆弱、濒临崩溃。
《让娜·迪尔曼》
（1975，香特尔·阿克曼）
近年来，随着《让娜·迪尔曼》这部女性主义影史经典被不断重看与讨论，它被推荐的理由早已超越了女主角的妓女身份。但如果你厌倦了将妓女作为某种公共隐喻的男性书写传统，不妨重新回看香特尔·阿克曼这部三个半小时的极简杰作，在重复的日常中，感知情欲对一位普通中年女性的作用力。
在这部电影中，情欲并非显性的戏剧引擎，而潜藏于一切日常事务和无声劳动之中。让娜·迪尔曼接待嫖客，就如同洗碗、煮饭、理床、织毛衣、照顾孩子，是她维系秩序的部分。——在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下，女性的身体与情感始终处于劳动与服务状态，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中。
但正因妓女身份作为一种日常因素存在，当她在第三天的交易中出现了微妙的反常——也许是某种情绪波动，也许是身体层面的轻微反应——这一非理性的波动便撕开了秩序的裂缝。土豆煮过了头，闹钟没响就醒来，咖啡厅里常坐的位置被别人占了，生活的节奏开始错位，崩塌悄然降临，并最终导向“谋杀”的结局。情欲在此不是解放的契机，而是扰乱秩序的异物，揭露了结构如何一步步入侵了她。
德菲因·塞里格，这位在当时已成名的法国女演员，利用自己的名人地位来推动性别事业，与年轻的阿克曼合作，为影史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
《工薪女孩》
（1986，莉兹·波登）
这是一部来自美国独立女性导演、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莉兹·波登的作品，也是20世纪80年代罕见以女性性工作者为中心、从女性视角出发的职场片。讲述了一位拥有大学学历、正在筹备摄影事业的女同性恋者，为了维持生活与理想之间的平衡，在纽约一家高端妓院从事应召工作的故事。
影片以精确的日常描写贯穿全片，不以戏剧性转折为驱动，而是聚焦于性工作者们长达18小时的轮班日常：女性们接待各类男性顾客，处理同事间的分歧与友谊，悄悄吐槽老板，面对工作流程与突发情况的情绪调节……妓院在这里不再是被窥视或浪漫化的异境，而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劳动场域。镜头去除了传统妓女电影中常见的情欲奇观，反而将“性”还原为乏味的劳动。在这里，女性之间有着微妙的支持、对抗与互助，建立了一幅职场女性的群像图。
而主角作为一名女同性恋，其身份设置也打破了观众对性与情感必然挂钩的预设。她在工作中保持专业、疏离，也在家里温柔地亲吻伴侣的额头，将真正的情感寄托于私人生活。由此，影片也得以更直白地探讨身体劳动背后的情绪、权力与经济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片剧本创作期间，莉兹·波登与COYOTE（Call Off Your Old Tired Ethics，意为“叫停你陈旧乏味的道德标准”）——一个由现任和前任妓女组成的组织——共度了一段时光。这些亲密的接触，赋予了她的影片更真实的纪录式视角。
《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
（2004，泽娜·布里斯基/罗斯·考夫曼）
有关妓女的影像表达，往往承载着深层的历史复杂性，也伴随着超出电影本体的伦理重量。因此，它难以被简单地纳入纯粹的审美范畴，也无法脱离具体时代语境做出轻易的判断。
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观看路径——它回到真实语境中，注视妓女的日常，倾听她们的声音。中国独立纪录片《安阳婴儿》《算命》《麦收》和讲述英籍台湾裔记者白晓红在几家华人开设的按摩院（妓院）作卧底的纪录片《性：我的英国工作》，都曾展现了底层妓女的真实生活。《阿诺拉》导演肖恩·贝克的前作《橘色》，也是一种注入酷儿性的伪纪录式影像书写。
而在一众纪录表达中，《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有着最特别的视角。
本片讲述导演泽娜·布里斯基及其伙伴走进印度加尔各答红灯区，为八位妓女的子女开设摄影课堂的故事。这些孩子因出身而被学校拒之门外，也承受着社会无处不在的歧视目光。然而，一台相机的介入，意味着TA们开始在黑暗中记录、寻找与表达，一种拒绝麻木的生命姿态悄然诞生。
孩子们拍下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狭小逼仄的居所、沉默劳累的母亲、混乱却不失温情的街头巷尾。TA们以内生视角连接了外部世界，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进入方式。也正如此，影片没有落入对妓女身份的悲情凝视，而是通过孩子们纯真的目光与创造力，在阴影中照亮了希望的微光，完成了影像对社会现实的一次温柔干预。
此外，有关妓女的记录与口述，也可见《我在现场：性社会学调查手记》这本由性学研究专家黄盈盈等人跨越十余载的田野调查笔记。作者团队深入“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
最后。
我们做这份“女性性工作者”影片的推荐，诚然是希望呈现边缘女性的结构性处境，她们在职业、身份、阶层、性别和权力上被隔离，成为妓女并不是自甘堕落或出卖尊严的应对方式。
在现实情境中，她们有的从小遭遇持续的猥亵、性侵、家暴、虐待，身体和尊严早已在她们能控制的范围以外，这个职业和身份有时是她们仅存的生活上的“秩序”；有的则是为了生存，不论是为了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要养家糊口，还是为了在心理或精神上感受到在“活着”。
碧曲或许是她们中的另一种样貌，她喜欢性爱。在《碧曲口述》中，她说，“总结下来是三个原因促使我做小姐：一是那个男人说我只值五十块，二是开性学会的刺激，还有就是缺钱。他们说，你要做热爱的工作，才能作为事业来做，卖包子也是，卖性也是，对不对？”
或许，我们想提供一种看待和理解她们的视角，不是怒其不争的结构化审判，也不是救世主式高高在上的怜悯，就像《我在现场》这本书中研究者写到的，“刚入田野时，我甚至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帮助这群人；但当我真正进入田野后才明白，在这里我才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若没有小姐的帮忙，我在这里寸步难行。”
无论是自述还是被讲述，还原还是被想象，关于这些女性的故事仍在发生。通过观看和解读不同光谱之下的女性样貌，我们能在流动的、具体的、复杂的女性生命经验中创造更多反转权力的时刻，在性/别霸权的缝隙中，找到维护被忽视、被践踏的人活着的尊严。
【文章提及的书影篇目和额外推荐】
电影：
电影《红粉》（1995）
改编自苏童小说，李少红导演
倪震、李少红、苏童编剧
王姬、王志文、何赛飞主演
电影《安阳婴儿》（2001）
导演：王超
电影《算命》（2009）
导演：徐童
纪录片《麦收》（2008）
导演：徐童
纪录片《性：我的英国工作》Sex: My British Job (2013)
导演：尼克·布鲁姆菲尔德
电影《橘色》Tangerine (2015)
导演肖恩·贝克，编剧：肖恩·贝克、克里斯·贝格齐
纪录片《追梦人》Dreamcatcher（2015）
导演/编剧: 金·隆吉诺托
该片聚焦Brenda Myers‑Powell——这位曾经历性交易、吸毒和暴力的妓女，后来创办了“捕梦者基金会”（Dreamcatcher Foundation），帮助芝加哥的女性脱离性交易行业。
书籍：
《性权利：21世纪的女性主义》
The Right to Sex: Femi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英] 埃米娅·斯里尼瓦桑，杨晓琼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24年版。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英] 贺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调查手记》
黄盈盈 等，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一名女性性工作者的自述。《碧曲口述》原本是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51人项目中的一个活动道具。2017年3月8日，这本基于陈韵与碧曲进行两次深度访谈后汇总的第一人称口述单行本，在上海的C‘s酒吧发布，作为51个活动其中的一场，迄今已经过去七年多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