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浩 ｜ 团结“亲密公众”：智能算法与数字生活秩序重建

数字媒体技术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改造日渐深入。智能算法创设了新的信息生产与分发规则，构建了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人际沟通与社会交往体系，这既为个体的任务处理和情感交往提供了便利，也推动了一种兼具技术属性和情感逻辑的数字媒体文化的流行。尤为突出的是，数字媒体生态通过拓展日常亲密关系的内涵、特征与实践方式，重塑了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与公众团结方式的理论化方向。这要求研究者立足于数字时代的技术文化基础，发展一种包容性的分析框架，以准确摹刻并阐释数字时代人类的亲密关系实践。

一、数字化缘何拒斥“液态之爱”

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内核之一，以深度的情感联结、长期承诺与身体亲近为核心特征。罗兰·米勒（Rowland Miller）认为，亲密关系的本质在于稳定、持续的情感亲近。其广义范畴涵盖亲情、爱情与友情，而在狭义上则聚焦于婚恋关系。在漫长的人类生活史中，亲密关系的运转构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体验和一种基础性的个体团结方式。它由个体经验与社会文化规则持续互动、高度卷入而产生，是一种“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一方面，个体能动性在日常的、亲近的人际交往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个体对理解、关心、信赖等积极情感要素的渴求推动了亲密关系的形成。另一方面，以维系亲密关系为长期目标，个体也乐于参与构建各类制度化关系——如婚姻、家庭、稳定的朋友圈——来创造安全的“亲密感受”（feeling of intimacy）。情感需求的差异化谱系影响着个体对自我认知、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等具体问题的认识，并进一步协调着个体情感状态与社会系统的相对平衡。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这一问题报以关注，并认为在亲密关系领域内，特定阶级、特定年龄与特定群体的价值共识和交往规则往往呈现出差异化分布。一旦社会组织规则与媒介形态发生更迭，亲密关系的呈现形式与演进逻辑就会发生相对特殊的变化。液态亲密关系（liquid intimacy）就是其中一种代表性的变化形态。

所谓亲密关系的“液态化”，指的是在现代社会组织的演进和技术更迭的宏观背景下，稳固的、确定的亲密关系被消解成碎片化、不确定的情感体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液态之爱》一书中认为，互联网带来的液态承诺正在瓦解传统亲密关系，虚拟的亲密关系将日益取代真实的亲密关系，短暂的亲密联系最终将取代终身的亲密联系。可见，液态亲密关系代表着一种碎片化、短暂化与脆弱化的技术焦虑观念。如同流动的现代性一般，互联网颠覆了传统亲密关系的情感沉淀过程，为人类创造了极端丰富的亲密联结方式。然而，稳固的交往规范与制度化准则的缺失，使得人类只能在不确定境况中探寻短暂的情感安宁，液态亲密关系最终指向的是新技术场景中自我的迷失与个体团结模式的失灵。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甫一遭遇技术闪光物，就会面临情感需求的无序扩张与欲望的极大膨胀。而被液态亲密关系包裹的个体，则会在如何实现公共团结这一问题上陷入迷茫。

事实的确如此。在互联网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数十年间，人际交往的虚拟化、情感联系的低成本、在线互动的激增为个体提供了轻松可得的约会对象、兴趣相投的趣缘群体，乃至全天候的亲密陪伴，个体的亲密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这使得个体的自我扩张进入了高度繁荣的时期。然而，尽管个体可以在虚拟平台上获得高强度的临时性情感体验，也可以迅速在不同的亲密关系之间转换，在线亲密关系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却受到大众的质疑。如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所指出的，液态亲密关系缺乏稳定的、深度的情感参与，由技术所宰制的情感生活重新定义了个体的自我、亲密与社交，并扭曲了个体对稳定感与安全感的需求，最终必将引发群体孤独（alone together）。要破解液态亲密关系所诱发的种种情感困境，只有“把技术放回它该有的位置”。唯其如此，人类才能找回自身独有的亲密关系“灵韵”。

但是技术该有的位置究竟是什么？在数字媒体生态业已全面普及的当下，诸种亲密实践早已与传统意义上的亲密乌托邦大相径庭，而被极大地拓展了个体能动性也持续地丰富着亲密关系的内涵与实践。不断有经验资料表明，数字时代的个体既更加积极地运用技术手段来探求亲密关系的“意义”，也尝试在“液态”与“固态”的亲密关系之间发展出独特的数字观，以探索新型个体团结方式。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数字时代的亲密关系兼具文化、情感与技术等多重面向，这为我们超越单一的行为逻辑，以一种统合性的观念来准确理解亲密关系提供了独特的数字经验。在其中，立足于数字媒体生态对亲密关系进行全方位检视和理论拓展是必要且必然的。基于此，厘清何为数字亲密关系（digital intimacy），以及个体如何借由这种亲密关系而实现有机团结，是本文尝试探讨的核心问题。

二、积极的确定感：数字亲密关系的内涵与要义

在明确了数字亲密关系的关键在于超越液态亲密关系的碎片化、短暂性与脆弱性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数字亲密关系的独特之处：数字亲密关系并非对亲密关系的机械化模拟，而是由数字媒体生态的生产、分发与接受环节所构建的综合性亲密体验。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为个体扮演着“外置大脑”的枢纽型角色，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基于积极的确定感而团结为亲密公众的理论路径。

（一）从“在线亲密关系”到“数字亲密关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数字亲密关系这个概念原生于数字时代，但关于媒介化亲密关系的讨论则可散漫地见于在线亲密关系（online intimacy）、媒介化浪漫等经验性概念。在媒介文化研究之中，在线亲密关系被用来指称在不同媒介形态——如书信、电话、电视、互联网等——改造下的亲密关系形态，其要义在于借助增设个体间的沟通渠道来维系并拓展亲密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利佩·科尔泽尼（Felipe Korzenny）就认为，电子媒介能够生成区别于物理空间的电子亲近性，这种电子亲近性的强度与媒介丰富度呈正相关。电子亲近性等亲密感受的发生受到文字、语音等符号化互动的影响。但这些概念往往强调由技术手段所中介的工具性联系，重视联系过程而忽略传播主体身份的丰富内涵。而数字亲密关系则不然。数字媒体生态借助数据及其流通过程还原一切事物及其关系，社交媒体平台、推荐算法、人工智能语音助手等技术手段错综复杂地嵌入到我们与自我、他人以及非人类行为者的亲密关系中，为人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感官体验。个体以积极的情感体验为目标持续游牧，满足生活乐趣与自身的亲密需求，在多种人际交往模式之中探索个体团结的实现路径。

基于此，数字亲密关系与此前各类在线亲密关系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始终在通过完善某种交流过程来提升亲密关系实践的丰富度，这导致研究者始终在技术与人类的二元对立框架下讨论在线亲密关系是否“真实”，能否引发用户的独特情感体验，并倾向于以具身亲密为标尺来评价虚拟亲密的独特性。伴随着智能算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与大规模普及，数字媒体平台以一种统摄性的实践理念集成了各类在线渠道的技术优势，成为个体日常生活的“外置枢纽”而非“单一附件”。由此催生的数字亲密关系不能决然与日常生活分割，而应当被视作日常生活本身的整体性产物；数字亲密关系也无所谓真实与否，因为一切数字亲密关系都是此时此地的真实体验。针对数字亲密关系的种种讨论也需要超越比较思维，内涵一种面向公众的、实践性的亲密观念。

（二）情感自我、亲密公众与数字亲密关系

有了上述关于数字亲密关系的认识基础，本文进一步提出理解当代亲密关系实践的关键概念——情感自我（emotional ego）与亲密公众（intimate publics）。情感自我是个体在较为长期的数字媒体使用过程中积累的一类长效的自我认知，是个体情感经验在数字媒体生态中的集合与呈现。亲密公众则是数字时代的个体经由亲密关系团结而成的情感共同体。与亲密关系强调稳定的、确定的情感体验同构，情感自我在数字媒体生态中反复操演，可以逐渐形成用户对何为数字亲密关系、如何据此团结公众等问题的反思性答案。换句话说，数字亲密关系的生成与实践过程就是情感自我逐步团结为亲密公众的过程。

数字媒体生态是数字亲密关系发生的基础场景，而作为基础设施的智能算法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与理论启发性的“灵魂”与“大脑”。智能算法支撑着数字媒体生态的运转系统，其核心特征在于自动化生产、精准化推送与即时化响应。如安东尼·艾略特（Anthony Elliott）所指出的，在数字化、算法化、自动化的社会中，亲密关系的不确定性将被消除，个体对亲密关系的预测能力与智能逻辑紧密相关。在具体的实践中，通过全天无休地捕获人类行为数据，智能算法既能够针对用户的具体信息需求开展专门的生产实践，提升用户信息获取的响应度；也能够在信息分发环节精准匹配用户兴趣与多模态信息内容，为用户设置强烈的情感卷入感与参与动机。无论是作为“社交素材供给者”还是作为“社交对象匹配机制”，智能算法都深刻地塑造着数字亲密关系的生成与演进逻辑。一方面，智能算法可以通过增强式生产（如视频美颜、深度伪造、文生视频等）供给大量的视觉素材、听觉素材，为个体供给充分的亲密关系模板，拓展数字亲密关系的技术基础与呈现模式，启发个体团结为亲密公众的网络化实践。另一方面，智能算法也在分发与接受环节催生了一系列基于快速匹配的浪漫仪式，与纷繁的文化类型（cultural genres）融合，通过预设情感脚本来建构个体对不同亲密关系的预期——这与现代消费社会对个体亲密关系的操纵别无二致。在一些专注于亲密关系的功能应用上，个体可以反复操演亲密关系的生成和消逝过程，这更提供了一种持续的、累积性的亲密体验与校准流程。

智能算法可以为个体伸张积极的情感体验，探索如何为团结亲密公众设置独特的技术文化基础。数字亲密关系作为情感自我的外部镜像，既继承了亲密关系对情感体验的各类制度性要求，又催生了个体新的数字化交往习惯，助益个体构建关于“我是谁”和“你是谁”的身份追问。数字媒体生态极大地消解了亲密关系的共在要求，以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技术逻辑鼓励用户以自身的情感经验为纽带而在线联结并创造亲密公众。如黛博拉·钱伯斯（Deborah Chambers）的判断，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已深度介入私人关系，在线关系在本质上是媒介技术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造产物。以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信息的生产、分发与接受环节全面改造了用户关于亲密关系的想象、体验与校准规则，这带来一种混沌的、体验式的团结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仍然选择将数字亲密关系理解为单纯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模式，就不可避免地会滑向技术决定论的风险，而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细腻情感联系视而不见。与其将数字亲密关系视作持续扩张的技术手段催生的文化后果，毋宁将其视作情感自我探索与调适的产物——在智能算法的统摄下，个体的亲密交往并非面对新技术手段的无序扩张，而应当是依据技术可供性的具体实践策略。构成这一实践策略的主要逻辑，恰恰是情感自我在逐步明确自身的团结方式。

但是，相关的理论问题仍然存在含混之处。第一，智能算法的技术逻辑如何与个体能动性有效融合仍然有待厘清。固然智能算法在生产与分发环节为用户个体提供了新的情感连接方式和互动体验机制，但各类新兴的情感交往实践如何“沉淀”长效的亲密关系激发与约束规则，推动亲密公众形态的更迭，仍然需要细致地说明。第二，既然数字亲密关系是数字生活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个体如何基于友好的平台界面与便捷的操作流程来开展创意性的亲密实践？换句话说，研究者需要充分说明个体如何能够充分运用亲密关系技术（如数字工具、数据指标等）来动态地获得亲密感受，而不将其归因于某些技术手段的固有属性。第三，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角度来说，亲密关系的积极程度同时与个体的情感控制力有关。那么在团结亲密公众的目标指引下，个体是否可以突破性地明确身份归属、追寻生活意义并培育社交激情，以弥合液态亲密关系所遗存的情感隐患——如激烈的情感冲突、普遍的群体孤独与情感极化等？为了有效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基于当前的数字媒体经验，归纳情感自我团结为亲密公众的实践过程在形态、策略与对象方面的核心特征，并对其加以进一步分析。

三、复数化、体验化、拟人化的亲密团结

从数字亲密关系的内涵与要义出发，经爬梳相关领域内的理论文献与实证经验,本文认为情感自我团结为亲密公众的实践过程具备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亲密形态转向“复数化”、亲密策略转向“体验化”、亲密对象转向“拟人化”。

（一）增强现实：亲密形态的虚实复合

数字时代的亲密实践核心在于个体能动性通过融合技术基础和文化制度来生产新的个体身份与人际关系，继而获得一种基于积极的确定感的亲密公众团结方式。本文将这一亲密实践的基本特征界定为“复数化”，意在强调诸种亲密实践并非单纯的虚拟团结，而始终是一种线上与线下复合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首先，推动个体日常实践的全面数字化，是数字媒体生态发展演进的理想目标之一。具体到亲密实践中，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信息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全链条深度捆绑，不同议题、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都能够随时引发个体独特的情感体验，并随时可被迁移至不同的讨论场景。这使得数字亲密关系与传统意义上共处的（co-present）亲密关系不同，兼备虚拟与具身讨论的特征，并持续催生个体或在线或离线的创意亲密实践。视频通话功能、即时通讯群组、电子监控等数字媒体技术则是这类“不共处”而“共在的”数字亲密实践的底座。一个直接的案例是，家庭内部的数字亲密关系不仅是一种“远距离陪伴”，更是一种代际间的新型情感团结方式。子代可以通过掌握更复杂的视频通话技能、社交媒体使用技能来策略性规避代际冲突，亲代也可以通过技术学习来实现亲密关系的自主生产。

其次，基于日常生活与数字媒体生态的全面融合，智能算法为个体提供即时的、持续的陪伴感，这种陪伴感与具身陪伴动力相似、作用仿佛，成为维系亲密公众团结实践的主导性逻辑。鉴于亲密关系的形成必然需要情感陪伴的积累，当不同个体在线上、线下场景中“相遇”并互动而成陪伴关系时，虚拟陪伴与现实陪伴感觉就会共同增强，创造出以情感自我为内核的团结实践体系。需要说明的是，个体既无法摒弃数字媒体生态，也无法全然“脱实向虚”，一种增强的、兼具虚拟与现实的亲密空间显然是当前亲密关系最为普遍的场景。鉴于个体的情感体验始终源自真诚、深刻的情感需求，在智能算法的作用下，个体在认知与身体维度都会深度卷入，形成与传统亲密别无二致的情感体验。而情感自我始终定位于陪伴感的生产过程之中，日常重复的情感实践最终将引发积极的成果，即亲密公众的有机团结。由此观之，由智能算法所介入的亲密团结可被视作数字情感文化的具体维度之一。这种亲密关系既不同于单纯的液态之爱，也不同于全面离线的具身之爱，而是一种兼具体验性与反思性的长效情感实践。

在数字亲密关系的融合化趋势下，陪伴性不再是某一类亲密实践的专属特性，而是一种弹性的、流动的综合情感体验。智能算法凭借着强大的内容生产和分发能力为用户探索个性化的亲密团结模式创造了空间，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婚恋关系，都在个体自主的情感自我塑造过程中被转换为一种动态重组和调适的行动后果而非前提。这进一步导致数字亲密关系的诸种具体形式（亲情、爱情与友情等）在数字时代显示出混沌的、归一的泛化倾向——那些素未谋面的个体可以被视作“家人们”，而素无往来的偶像也可被称作“爱人”。因为这些亲密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情感自我的基本需求，即对积极的情感体验的呼唤。尽管许多亲密关系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团结模式，但他们的指向却高度一致，那就是情感自我对于总体亲密感受的永恒追求。

（二）寓“亲”于乐：亲密策略的体验化

无论是在离线环境还是在线上环境中，亲密关系的培育都不仅仅依赖于个体的长期陪伴，而是有赖于情感强度（intensity of affect）。如代表性的亲密关系之一——爱欲一词的英文表述Eros意即爱与欲望，尤其是感性或热情的爱。在智能算法的帮助下，数字时代的个体往往通过高强度的情感表达和自我展露来实现迅速连接，这与依托日常互动来维系的情感实践大不相同。在具体的实践策略方面，数字亲密关系也呈现出体验化趋势：快速匹配、游戏化养成与多感官参与。

快速匹配是个体获得亲密体验的基本策略。早在约会交友应用（dating app）兴起初期就有学者指出，这类平台可以降低认识新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以高速率的个体交往成为情感唤醒与情感冲突的温床。随着智能算法进一步嵌入约会交友应用，快速匹配的精准程度大大提升，用户借助画像标签和匹配机制将亲密关系转换为可标化的实践过程，迅速获得一种短暂且可复制的强烈体验。广受关注的约会交友应用的左滑/右滑机制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实践。但在效果维度上，这类快速匹配的亲密体验却并不一定更加浅表。即使是最短暂的爱欲关系，当个体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获得强烈的陪伴感时，他们就会获得团结为亲密公众的驱动力。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亲密体验并不仅仅发生在约会交友过程中，也发生在公开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诸如直播、虚拟聊天室也会引发个体的积极情感体验，例如喜悦、喜爱、希望等，从而催生用户对亲密感与生活意义的拓展化界定。从这个角度来说，智能算法实际上通过快速匹配机制鼓励情感自我始终保持开放心态，以富含包容性的亲密感受来探索团结为亲密公众的实践策略。

如前文所述，智能算法鼓励用户将日常生活与数字媒体生态融合，推动用户持续开展创意信息实践。数字亲密实践因而具备更强的游戏性（playfulness）。随着亲密实践的参与者可以借助文字、图像、视频等多模态符号将即时情感体验转化为可存储、可传播的记忆装置，抽象的情感体验因而被具象化为“进度条”，亲密关系成为可量化、可培育的对象。在亲密关系建立的初期，个体不仅通过游戏化的日常行为（如打卡挑战、虚拟任务、养成游戏等）潜移默化地获得一种与智能算法紧密相关的亲密关系认知，创造“可控的情感想象”。当亲密关系趋于稳定时，个体也会选择将私人情感编码为公共展演文本，通过媒介化呈现来创造更加多元的亲密关系实践，数字空间内的晒恩爱、纪念日仪式、数字囤积等就是其中的代表。甚至在很多时候，一些粉丝个体对偶像的单方面亲密想象也具备拟亲关系（parakin relationship）的特性，同样构成数字亲密实践的游戏化创意。总而言之，无论何种亲密实践，都在智能算法的生产与分发力量的渗透下，持续将亲密团结模式从单一的“制度性规范”转换向多元的“技术性实践”。

除了上述两种体验外，理解数字亲密实践还有一个重要维度，那就是个体内部的多感官共同参与。智能算法、虚拟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已推动数字媒体生态拥有极强的拟真功效，这不仅在技术维度为沉浸式内容生产与分发创造了基本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催生了用户借助多感官通道来满足自身亲密需求的实践路径。结合前文的分析，智能算法能够同时在内容生产与精准分发两个维度上改造用户对亲密关系的体验方式，单纯的“文本—反应”过程因此需要让位于用户的多感官体验，后者已然成为亲密公众赖以团结的基础。具体来说，个体始终在亲密情感需求的支配下寻求智能算法的协助，并进一步参与内容生产与信息流通环节。而支配这种带有主动探索色彩的团结实践的，正是无处不在的多感官元素。例如，流媒体平台为个体提供着全时段的声音刺激，有效提升用户的感官愉悦度，并为用户创设私人的亲密感受。而虚拟触觉产品同样可以通过感官联结来构建公众间的亲密关系。可以说，无论是视觉、听觉、触觉还是诸种感官刺激之间的“联觉”（synesthesia），都为用户突破既定的亲密形态界限，重新想象一种融合的、富有生产性的团结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即使数字亲密关系的多感官实践目前仍显得较为混沌，但其文化后果却是相对清晰的，那就是一种以体验性为基础的综合性数字亲密观念的崛起。

（三）情感共通：亲密对象的拟人化

对数字亲密关系开展形态分析与策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如何在与智能算法共生的当下明确自身的亲密需求，从而探索团结为亲密公众的核心路径。伴随着数智时代走向深入，这种积极的情感自我将亲密关系从人与人的情感联结拓展为人与人工智能的情感交往。这种崭新的、充满想象力的数字亲密实践以人机情感为代表。

实际上，关于人机情感的讨论并不肇始于人工智能，而在电子游戏研究中就已经成果丰硕了。在众多乙女游戏和模拟人生类游戏中，虚拟的游戏角色将亲密关系定制化，与游戏角色建立亲密关系就是个体尝试塑造完美亲密关系的实践。在游戏过程中，用户通过界面化选项（如性别、等级筛选等）投射自我需求，个性化设定为用户提供了想象“脑补”式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成为唾手可得的亲密关系来源。尽管电子游戏所能够提供的亲密关系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是联系性的而非陪伴性的，却显示了一种实践层面的可能性，那就是通过拓展亲密对象的存在形态，可以提升个体对亲密关系的单方面主导性，从而令亲密关系成为专属于个体的陪伴式情感体验。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普及，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不仅能完成工具性任务，更在情感陪伴领域展现出突出的类人特质，一种全天候的、可供个性化调配的数字亲密关系应运而生。作为对人类情感需求的智能化回应，AI伴侣借助大语言模型模拟人际情感交往，以自动化生产模式为个体提供着全天候陪伴与个性化支持，在涉及人类深层问题时，其即时响应的陪伴特征甚至能够为个体带来超越人际交往的满意率。以人工智能疗愈机器人为例，内嵌的智能算法总是可以为个体提供即时的、乐观的话语回应，既能够为个体提供负面情绪的纾解方案，也能够协助个体展开积极的、深入的自我理解，这为个体提供了与技术共生的文化方案。

可以看出，人机亲密关系尝试通过引入人工智能这一对象，来提升个体对亲密关系的控制力与情感体验的确定感。这能够为情感自我团结为亲密公众奠定较为充分的实践基础。较人类行动者来说，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亲密对象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用户通过持续对话，不仅可以获得低成本的完美情感体验，还能够在反复的亲密实践中明确自身的情感需求与自我定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与人工智能开展亲密关系，本质在于数智时代的用户对自我定位和情感关系的控制。这种亲密关系实践始终受制于个体的日常情感经验，并依赖用户的情感体验来评价。当人工智能准确读取并完成个体在任务处理和情感陪伴过程中的各项要求，人机亲密关系就能够以相当“智能的”方式来符合用户的个性化期待，为用户带来人际亲密关系所无法实现的理想情感陪伴效果。而这种理想效果的实现显然与个体的智能算法素养密切相关。进一步来说，人机亲密关系与前文所述的情感自我的边界构建实践是同构的——他们共同指向了一种自我积极参与的、情感高度卷入的、结果极端可控的亲密关系。而在“复数化”的亲密形态与“体验化”的亲密策略的规范与制约下，这种控制力与确定感最终将有助于个体明确情感自我应当如何团结为亲密公众。

四、迈向数字时代的亲密公众

智能算法及其所附身的数字媒体生态不仅为个体设定了自动化生存的技术底座，更提供了理解自我与公共社会的认知框架，催生了情感自我团结为公众的亲密化路径。本文以数字亲密关系为核心考察对象，将焦点置于智能算法为数字亲密实践所设置的一般性规则，探究基于数字亲密关系重建数字生活秩序的有效方案。具体来说，智能算法既为个体设置了形态丰富的、高度自主的亲密实践形式，也在理念上以长效的情感体验为基础构筑了公众团结的文化路径。我们可以围绕着从“情感自我”团结为“亲密公众”的逻辑来理解并归纳其中的理论意涵。

第一，至少在当下的各类数字亲密实践中，个体对积极情感体验日益增长的个性化追求都显然居于主导地位，而智能算法所设置的即时陪伴感则可协助个体勘定自身情感经验的边界。情感自我作为个体稳定的、长效的情感经验的集合，既在实践层面鼓励个体在个性化逻辑中感知、建立与维持亲密关系，也在理论层面逐步显现出将“个体经验”提炼为“理论指南”的趋势。如前文的分析结论，鉴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与数字媒体生态逐步趋于融合，以情感自我为内核的数字亲密关系必然要求研究者关注人与技术手段的归一化逻辑，并探求以数字媒体生态为基础的人际团结方案。在其中，个体既可以探索性地扩大亲密关系形态与亲密对象的定义，发展出多元的亲密关系实践策略；也可以运用日常情感经验拆解并重塑亲情、爱情与友情，将其化归为同一的积极情感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具备反思性的情感自我实质上指向了个体如何有效地参与构建数字生活秩序，而诸种探索性的亲密实践则共同显示了数字亲密关系的基础要求——为个体探求积极的确定感供给鲜活的经验依据。

第二，鉴于亲密关系指向的是个体的有机团结，因此数字亲密关系也必然指向个体如何在数字媒体生态中实现有机团结，即亲密公众何以建构这一问题。前数字时代，通过日常生活经验来划分社会关系边界是个体团结的普遍选择，而在当下，智能算法为个体创造了新型情感连接场景，为个体借助游戏化实践和智能化互动而获得积极的情感联结、接入多元亲密网络、归纳人类新型的社会团结方式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亲密公众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在实践维度上，个体在情感自我的驱动下，既可以在公开的社交媒体上对虚拟偶像进行想象性情感投射，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围绕着特定的社会议题或开展隐秘的情感交流，或开展公开的情感展演。在结果维度上，数字时代亲密公众的边界弹性与情感强度呈现高度分化特征，因此必然显示为各种暂时的、流动的情感共同体。但是，一种源自情感自我的确定感却是个体参与情感共同体各类实践的基础，也正基于此，以培育数字亲密关系为方案重建数字生活秩序才方可成真。更进一步来说，正如网络化公众或情感公众等概念，亲密公众也尝试将全社会范围内共享的情感体验纳入数智生态研究之中，以深度剖析情感自我通过何种信息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来实现社交协商和关系塑造。但就目前的研究经验来说，对这种公众群体的联结方式与社会效应的讨论仍不充分。

基于前文对数字亲密关系的内涵及其实践的分析，本文继而提出在数字亲密关系视野下理解“亲密公众”及其团结方式的三条理论发展路径。

第一，数字亲密关系的内涵与实践趋势共同表明，超越具身与虚拟的二元对立观念而建立一种融合的增强现实理论视角，有助于研究者准确理解数字时代的亲密公众及其团结方式。如内森·尤根森（Nathan Jurgenson）所指出的，任何关于亲密关系的数字二元论（digital dualism）都必将徒劳无功。因为无论是虚拟亲密关系压倒具身亲密关系，还是具身亲密关系收编虚拟亲密关系，都必然导致如液态亲密关系观念所代表的技术悲观论。数字时代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亲密需求既是具身的也是虚拟的——如微信联系人既是虚拟的社会交往对象，也是真实的情感共同体成员。因此，一种融合的增强现实理论视角对于个体勘定情感自我的边界，并以此为基础来团结为亲密公众尤其重要。通过对数字亲密关系所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技术文化基础进行准确的理论化，研究者可以厘清技术构造与社会文化习惯的结合过程，从而辨明个体如何通过重构个体互动模式而建立“新自我”与“新关系”。更进一步，以此为出发点，研究者可以探析数字时代亲密公众团结进程中的驱动力、实践特征与社会影响，讨论智能算法所构筑的技术逻辑是否会持续消解人际关系的制度化边界，以及更多流动的、松散的社会关系是否会引发亲密关系危机，等等。

第二，尽管数字媒体生态拥有较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更为智能的、自动化的技术逻辑，但也并未为个体带来颠覆性的亲密关系革命。情感自我的边界勘定工作与亲密公众的团结工作仍然以具体的数字情感经验为基础，对个体数字情感经验的深入分析应当在未来的数字亲密关系研究之中扮演基础角色。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数字亲密关系并非单一的行动习惯，而是一种囊括了技术、情感与文化规则的新型关系组织方式。无论是在线直播、媒介化家庭还是粉丝实践，都表明数字亲密关系试图介入个体的情感体验而影响亲密群体的团结方式。倘若个体普遍缺乏对智能算法的充分了解，就极易无法成功地与亲密公众开展健康、积极的对话，从而陷入个体能动性危机。唯有准确把握亲密关系在各类技术手段和文化背景中的呈现形态与变迁规则，积累充分的数字情感经验，个体才能够在亲密关系之中建立平衡，从而避免将数字技术视作亲密公众团结的阻碍。对于研究者来说，只有对数字媒体生态下个体的日常习惯及其价值指向保持充分的关切，才能准确理解何为数字时代的人，以及何为数字时代的亲密公众。

第三，基于对当前的数字亲密关系与实践的准确考察与归纳，研究者方可建构一种适切的数字情感文化理论。数字媒体生态通过不断挤压个体经验来重构情感自我的实践场景，真实性幻觉、情感冲突与极化、群体孤独等问题成为数字时代个体情感生活中不可祛除的隐患。研究者有必要对数字亲密关系实践秉持务实的考察观念，但也可以不断探索亲密公众营造亲密感的共同经验，充分想象人文光辉与智能算法系统如何交融而成数字时代独特的生活秩序。在数字生活研究中，建立一种自主的、原生于数字媒体生态的情感文化理论因而具有指南性意义。研究者与实践者可以共同归纳何为数字情感文化——如何发展适应数字文化语境的情感关系？怎样防范数字媒体技术对亲密关系的隐秘操控？如何呈现亲密公众中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的张力？等等。未来的研究可能需在技术哲学与批判理论框架下，持续探讨数字情感文化理论的边界。